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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跃百年门槛 — 李文亮事件的政治文化意义

2020-02-19 21:33:56    来源:环球评报   

人生自古谁无死?作为自然规律,人的死亡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。然而,李文亮的死,却引起举国悲愤,网络国葬,世界瞩目,留取丹心照汗青!

 

 

当天上午,“经中央批准,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,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。”李文亮的死超越自然规律,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。
 

李文亮的死因似乎十分清楚: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。这是医学上的解释。而全球舆论则普遍认为,他死于被“封口”,是扼杀言论自由的殉葬品。假如他较早提出的武汉疫情预警不被当作“谣言”遭训诫,当局及时采取防控措施,武汉疫情也许就不会失控扩散,导致后来武汉封城,全国闭户,世界恐华,他自己也被感染致死。这就是李文亮去世的政治文化原因。
 

李文亮去世后,全国网民悲愤情绪的反应,用“山呼海啸”一词来形容并不过分。据“重大网情专报”,2月7日截止到10时的信息量接近6日全天的信息量,网络的关注度仍居高不下。以微博平台为例,仅 TOP50 的微博账户覆盖的粉丝人次即超过10.050 亿,已经成为一个刷屏级事件。连日来,“言论自由”与“李文亮”的名字连在一起,成为时代的潮流,汹涌澎拜。
 

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,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。包括新闻、出版、写作、影视,表演、集会等等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,它的基本精神是政府允许公民有不同意见的存在,包括对政府的批评。禁止批评,扼杀言论自由,社会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,只能说好,不能说坏,倡导正能量,反对负能量,必然造成谎言当成真理,大行其道;真相当成谣言,遭到打击;人们噤若寒蝉,国民变为木偶;社会矛盾被假象掩盖,积重难返,导致国家的航船驰向险滩。中国当代史一再证明,禁止批评、扼杀言论自由,将为国家带来灾难。大跃进、三年灾害、五七年反右派、文化大革命等等国难的接连发生,都与禁止批评、扼杀言论自由密切相关。国际上,希特勒帝国崩溃、苏联解体、东欧剧变等,也可以从禁止批评、扼杀言论自由中找到根源。
 

禁止批评、扼杀言论自由必然掩盖真相,传播谎言。17年前,当非典出现北京时,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就是这样。他对媒体记者说:“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。”他还进一步表示:“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,洽谈生意,我保证大家的安全,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。”事实根本不是这样。要不是蒋彦永医生将非典真相透露给外媒,引起高层高度重视,及时采取了果断防控措施,后果将难以设想。如今,武汉当局重复同样的错误。当李文亮等8位医生对武汉疫情提出预警时,武汉当局不是及时公开信息,及时采取防控措施,而是首先“依法”对预警者进行“封口”,同时竭力掩盖疫情真相,引导媒体传播谎言:武汉肺炎疫情“可防可控”。最后坐失良机,造成疫情失控,形成全球卫生灾难。
 

掩盖真相、传播谎言是人类最大的社会病毒。全球舆论普遍认为,武汉疫难的暴发就是掩盖真相、传播谎言、禁止批评、扼杀言论自由导致的人类又一次“人祸”,教训极为深刻。
 

言论自由是文明世界的基石,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。早在1789年,法国《人权与公民权宣言》就把言论自由作为人权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加以规定。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也把言论自由列为首要的公民权利。其后西方各国都用宪法的形式赋予公民以言论自由。共产党人也是言论自由的追求者。青年马克思特别重视出版自由,认为“没有出版自由,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。”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也倡导美国总统罗斯福“四大自由”的理念,包括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”。建政初期,大陆中共政府积极吸收西方国家的文明成果,将言论自由的理念载入了第一部宪法。
 

但是,不久中共宪法遭到践踏,国家主席刘少奇、元帅彭德怀、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与全国知识分子等等,最后包括全国人民,都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的权利,中国陷入了灾难的循坏。文革结束后,随着“思想解放”运动的展开,特别是互联网科技的进步,人们的言论自由度渐趋宽松。尤其是“胡温”执政时期,新闻监督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增强,成为监督政府、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。然而,近年来形势发生了逆转,封号、封群、喝茶、被举报、被解雇、被关押、被判刑的事件,频频发生,几将形成社会常态,言论自由,包括新闻监督进入冰冻期。李文亮事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暴发的。它是全国人民对言论自由权力遭到剥夺而发出的强烈反抗。
 

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,言论自由是现代世界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思想观念基础。截止2月15日世界已有25个国家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,这进一步表明全球人类都在一条船上,掩盖真相,扼杀言论自由,不仅给中国人民,而且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。这是全球化时代,李文亮事件给人们的一个深刻教训。
 

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多个层面。共同利益是重要目的;但不能仅仅停留在“利益”层面,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念(西方统称为“普世价值”)。人类任何利益的活动背后都受到思想观念的支配。只有承认并尊重共同的价值观念,才能成为利益共同体,进而建立牢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。其中,言论自由,在普世价值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,也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第一道门槛。
 

中国的现代化已经经历了100多年艰难曲折的历程。早在西方起步时,慈禧太后醉心于个人专权,坐失立宪机遇,导致在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上葬送了大清帝国;中国第一位共和国总统袁世凯接过了中国现代化的大旗,但他日夜做着皇帝梦而开历史倒车,不久在时代前进的滚滚浪潮中灰飞烟灭;又一次时代的机遇降临到蒋介石身上,但不料遭遇日本侵略,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被迫中断;国共内战结束后,毛泽东执掌大陆政权,追随苏联共产主义理想,离现代化的目标渐行渐远;改革开放后,邓小平调整船头,重新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;当前全国遭遇疫情灾难,波及全球,中国现代化道路面临新的重大考验,也迎来了新的时代机遇。
 

现代化的本质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,对中国来说,由皇权统治转变为公民社会是必由之路。

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艰难曲折,踯躅徘徊,一个主要根源在于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皇权统治的历史,由此形成的皇权文化根深蒂固,造成中国社会只有轮回而没有进步的历史魔圈。禁止批评、扼杀言论自由就是皇权文化“愚民”政策的遗毒。借用时下流行的医学术语,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病毒,有网友命名为“官状病毒”。与感染性、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不同,“官状病毒”是强制性的,通过警官,“把真相当作谣言,把谎言当作真理”,植入公民的大脑,导致心智麻木,成为新的“愚民”。李文亮的《训诫书》就是铁证。
 

幸运的是,经过100多年的发展,特别是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,中国已从皇权社会进入了准公民社会,愚民政策从根本上已经失去了滋生土壤。今日中国,包括一般家庭,全球化程度普遍增高。随着全球信息一体化的形成和自媒体的日益发达,社会越来越透明,企图掩盖真相,扼杀言论自由,犹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,必然失败。无视这一时代变化,仍然坚持传统的皇权思维,延续“愚民”的文化政策,用警力解决思想问题,强化“封口”,犹如拦洪筑坝,坝越高,风险越大,一旦决口,不仅前功尽弃,而且将酿成社会政治灾难,自食恶果。时代已经变了!言论自由,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。
 

言论自由的核心是公民对政府的批评。能否接受公民批评,包括新闻监督,是检验一个政府现代化程度的重要尺度。传统政府是皇权统治的衙门,皇帝定于一尊,皇帝的话就是法律,百姓是奴仆,只能顺从。现代政府颠倒了主仆关系,人民是国家的主人,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,代表人民行使权力,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,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与批评。在公民社会,批评对政府意义重大。批评可以监督政府依法行政,信息透明,避免决策专断或失误,减少腐败,化解矛盾,守护社会长治久安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,社会批评力量是一种正面的力量,它可以帮助政府和社会少走弯路,少付出代价,尤其在社会转型、变革的情况下。四川省纪委书记王雁飞表示,“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,同样是正能量。”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把批评看作推进政治发展的一种机制。在他看来,中国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在稳步推进。民主中蕴含着各种观点的交锋,蕴含着争论,而争论中就会有批评。从这个角度上说,批评也是推进“民主政治”发展的一种机制。最近网上热传一个观点:“古今的历史一再证明: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”“不要把伟大的批评者,当做国家的敌人。”美国之所以强大,一个主要原因,就是政府允许批评、社会宽容批评,宪法保护批评者。
 

中国改革开放40年,一个重大成果,就是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宽容度越来越高,执政能力现代化的程度稳步提升。邓小平提出,“解放思想,实事求,团结一致向前看”。胡耀邦主张“三不主义”:不抓辫子、不戴帽子、不打棍子。朱厚泽倡导“三宽理念”:宽容、宽厚、宽松。习仲勋建议制定《不同意见保护法》,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,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,也不应该受处罚,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。朱镕基为《焦点访谈》题词:“舆论监督,群众喉舌,政府镜鉴,改革尖兵”。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,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,保障人民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,加强党内监督、民主监督、法律监督、舆论监督,让人民监督权力,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:“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、监督政府,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”。习近平也是“新闻监督”的倡导者。他指出,要以“闻过则喜”的态度全力支持舆论监督。“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,直面社会丑恶现象,激浊扬清、针砭时弊”。所有这些思想观点从不同方面丰富与深化了“言论自由”的理念,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进步。
 

 然而令人痛心地是,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,言论自由虽然早已写入了中国宪法,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,导致因言得祸的悲剧不断发生。李文亮事件再一次警示人们,言论自由如果没有宪法法律的保障,只是一纸空文,公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,也将危及国家安全,导致民族灾难,任何人都难以幸免。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感受到“言论自由”对自己生命的重要性。正如网友所言,李文亮是最好的眼科医生,短短几天就治好了亿万人的“眼睛”。贯彻落实宪法精神,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,已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。
 

 灾难使人反思。习近平总书记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:“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,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、吸取教训。”其中,最惨痛的教训是:压制言论自由是社会的最大灾难。正如李文亮遗言:“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。”
 

应当指出,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。
 

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:“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,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,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,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,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,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,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。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。”
 

 “当然,我深知改革的难度,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、人民的支持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。”他强调:“改革只能前进,不能停滞,更不能倒退,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。”
 

 温总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在2012年3月两会记者会上提出的;时隔9年在全民反思武汉疫情灾难时,其视频重现网络,无疑,这是时代的召唤。
 

“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。”为了避免武汉疫情灾难悲剧的重演,加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,一大批学者与网民联名呼吁,将李文亮逝世的2月6日法定为“言论自由日”。这与习仲勋提出的《保护不同意见法》,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。与此相联系,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,将互联网由控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工具,转变为反应民意、监督政府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平台。设立“言论自由日”,反应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,是全球舆论的普遍期待,而且对灾后重建中国政府形象、凝聚民心恢复经济、避免产生连锁危机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。
 

 “人心所向,天命所知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常说,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,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相信经过这次全球疫情灾祸的洗礼,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将得到宪法法律保障。这也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任务。惟其如此,中国才能跨过“百年门槛”,进入现代化的新时代。


来源:美中时报
编辑:刘荔卓